本文摘要：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生长历程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但在1949年后，教会大学经由思想革新与合并重组打消，它们便作为一个名词走进了历史。 阅读其时的相关文件可知，那时对教会大学的革新是新政权作为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简而言之，即是收回办教育的独立自主权，中国人自己办教育。所以在1952前后教会大学纷纷院系拆分，打断地域与专业曲隔更换门庭，以新面目示人。

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生长历程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但在1949年后，教会大学经由思想革新与合并重组打消，它们便作为一个名词走进了历史。

阅读其时的相关文件可知，那时对教会大学的革新是新政权作为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简而言之，即是收回办教育的独立自主权，中国人自己办教育。所以在1952前后教会大学纷纷院系拆分，打断地域与专业曲隔更换门庭，以新面目示人。笔者在苏州市档案馆和苏州大学档案馆阅读了一批东吴大学思想革新的质料，这些质料记载了该校在1950年月初期思想革新的相关内容。据1952年的高等学校普查表先容，位于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校长为杨永清，第一副校长钟伟成，第二副校长潘慎明，该校的上级向导机构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教育处。

“1949年四月苏州解放，本校在人民政府向导下，逐步举行革新，1950年冬与美帝切断政治及经济上之联系，1951年二月向政府挂号，但以受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太深，多数师生员工在思想上仍不能与美帝切断联系，划清敌我界线，直至本学期经由思想革新学习，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本校才真正获得新生。”所谓“影响太深”从两份观察质料可见一斑。第一份以表格形式出现，是关于学生身分的统计。

1950年7月统计的本科生中中农身分1人，田主身分47人，资本家身分114人，其他身分221人，工人身分0，贫农及雇农身分0，富农身分0，共383人；专科或专修科中贫农及雇农身分1人，田主身分3人，资本家身分4人，其他身分11人，共19人，两者共计402人，1950年全校学生共552人。1952年7月统计的本科生中中农身分2人，田主身分53人，资本家身分166人，其他身分190人，工人身分0，贫农及雇农0，富农身分0，共411人；专科或专修科中贫农及雇农1人，田主5人，资本家30人，其他49人，共85人，两者共计496人，1952年全校学生共500人。两相对比，田主和资本家身分比例的学生都有所上升，这也说明学生的思想倾向是多元庞大。

1952年上半年正是东吴大学思改的重要时间段，今年下半年则是东吴大学院系调整的时间。第二份名单是部门统计文学院、理学院学生信仰。其中1950年秋季学期文学院学生信仰基督教者共49人，系别划分为社会学系、政治系、经济系、语文系。

学生信教的比例应该是不低的，这也证明教会大学一向重视宗教的熏习。表格说明入读教会大学尤其是知名度颇高的教会大学家里经济基础相对要好。因此不少学生的检验中说自己沦落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看时髦影戏到场派对学会修饰妆扮，说自己是“没有灵魂”的“活死人”等。

这些现象讲明东吴大学必须革新的重要性。1952年思想革新的焦点就是要肃清美国因素在师生员工灵魂深处的影响，详细目的在六个方面：亲美崇美的奴化思想；自私自利的小我私家主义；勾心斗角的宗派主义；不卖力任的雇佣主义；不求进步的守旧主义；狂妄自大与脱离实际的态度。但在这次思想革新之前的1950年东吴大学便有思想政治的学习。质料显示1950年春季学期的政治学习委员会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单元，学生一律要到场，政治课班按系科年级划分组织学习小组，每组5到15人。

每组民主选举正副组长各一人，资料做事一人。待各个学习小组组成后，即划分依次建立班政治学习委员会，全校政治学习委员会，后者为全校学生政治学习最高向导机构，卖力向导推动及检查全校学生政治学习事宜。

1950年3月31日的“第一次学习总结陈诉要点”谈到，“在已往以至于现在，另有部门的人们，认识不够。以为现在的政治学习几多带有强迫性，和已往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强迫大家学习‘三民主义’一样，”。一份以“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政治教师陈诉——1950年7月（杨寿标 徐寅初 姚铁心 李清明）”为题的质料，谈了学生思想中存在的四方面问题：第一，舟山、海南、台湾是无法解放的，如果台湾解放，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作，甚至有部门学生相信，蒋介石三个月内要打回来。第二，认为苏联也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苏联搬去东北的仪器等，因此对中共一边倒认为差池而存张望、怀疑、不信任的看法。

第三，一大部门由于家庭身世关系（大田主、宗教家、民族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意识极其浓重，如自由、散漫、超阶级的崇敬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小我私家主义等，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第四，对税收、征粮及见工人失业就对人民政府怀疑。陈诉称经由多种形式的学习已经解决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但仍有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譬如“信仰宗教的学生对‘劳动缔造人’是难接受的”、“部门学生尚存怀疑苏联‘为首’的原理”。

因此1950年学习摸底中存在的问题在1952年势须要来一次彻底而摧枯拉朽的革新。对于1952年的思想革新，东吴大学向导层面做了充实准备，这体现在1952年3月17日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由宫维桢、吴天石等21人组成，宫维桢为主任委员，吴天石为副主任委员。

并在1952年4月11日出书了第一期由该委员会宣传组编辑刊登思想革新消息的报纸《学习生活》。同时建立东吴大学思想革新学习委员会，成员名单与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一致，并于1952年5月24日出书手抄油印的《思想批判快报》，该报详细还分教师版和学生版。

就其实质而言，虽是两套系统，但都服务于思想革新运动。笔者所见部门《学习生活》和《思想批判快报》已能较为全面反映东吴大学的思想革新动态。1952年7月16日第5期的《学习生活》上比力重要的自我批判文章有以下四篇：药学专修科主任黄兰荪教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中国语文系杨白桦教授《检查我的小我私家主义思想和作风》、生物系陈子英教授《清除自私自利的名利思想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看法》、理学院院长沈青来教授的《五十年来美帝份子在东吴做了些什么？》。这些教师揭晓长文检验自己，无疑具有示范带头的作用。

像1928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博士的陈子英批判自己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显得特别细节化，说自己“上课时看了书讲，不写黑板，有时多写黑板，有时写错字、失言话，多讲不相关的问题”，有点为了检验无话找话，如果对照他1952年9月5日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观察表中自我评述部门，无话找话外貌似有凉丝丝的“诙谐感”，“已往旧习惯一时尚难完全改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好享受，好自由，多休息，多原谅自己等不正确思想”。这些检验无外乎在教学看法、政治态度、小我私家思想、家庭教育配景等方面举行自毁性形貌以求过关。

仔细阅读这些文字时常会感受乏味，因为在目的明确的前提下必须做遵命文章，写作者很明确这种文字的述作必须眉目清晰、平铺直叙，多举示例，凸显真假与对错之间的差异。唯一差别在于谁对自己抨击更深入更详细更可感，更能照见灵魂深处谁人所谓眇小的我来。比力而言，阅读杨白桦的文章时显着感应一种的苦涩感扑面迎来。

据一份1952年2月29日填写的“东吴大学中国语文系一九五一学年度上学期概况”质料先容，杨白桦为中文系专任教授，所授课程为文艺学、现代文选、散文报道习作，学术运动为正在翻译罗曼罗兰自传。从质料看，这个时期的中国语文系实力相对弱小，师资不足，整个系只有两名专任教授，另一名是系主任凌景埏。学生共计24人，其中一年级8人，二年级5人，三年级9人，四年级2人。且无教学研究小组和研究生教育。

拎出杨白桦作检验，无疑在中文系有代表性。杨的文章主要分两部门剖析自己，一是写作念头，二是教学看法和态度。

作者说他的写作也好翻译也罢完全是为追求名利，他在文章中这样嘲弄自己：“我甚至凭仗我一点可怜的音乐知识，译过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和海登的四季大曲的歌词，但由于我音乐知识不够，又纰漏马虎，我译的‘四季大曲’音乐院在重庆演唱的时候，就闹过一个笑话：由于声部多的关系，‘全能的主’唱的时候成了‘全冷的猪’。这一例证就足以说明我的纰漏作风。”这段例证在《学习生活》所载文章中都是很鲜活的自述履历，可以下探一个知识分子在如何打捞自己灵魂中“渣滓”所做的努力。

杨白桦品评自己的教学内容完全是“小商人开杂货店”，把自己教学中引经据典说成是形式主义的大展览，“譬如我选了许多标题是燕子的诗歌来讲，希腊安那克里盎的《燕子》，史达祖的《双双燕》，丁尼生的《燕子》，最后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我基础不问内容的矛盾与冲突，我认为这种教学才是应有尽有，最可笑的是海燕和燕子并不是一类的鸟，单从形式主义出发，连鸟的形式也没搞清楚，我的糊涂纰漏由此可见。”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征战，必须是今是而昨非。从《学习生活》看，普通老师的思想检验还不是最焦点的，思想检验的重点还在于三位校长：杨永清、钟伟成、潘慎明。

尤其是杨永清为重中之重。刊物上刊登不少其他人对杨的批判文章，而且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例如生物系学生田展人的《控诉美帝的罪行杨永清要交接和美帝份子的关系》，文中多次泛起“杨永清！”这种严厉质问口吻的表述方式，可想批判炮火之浓郁。有的揭破批判所举案例颇有喜剧感，1952年8月2日第8期《学习生活》刊登署名“艺青”文章《我们要彻底肃清崇美媚美的丑陋思想》，其中“祝寿与送葬”章节讥笑杨永清，说他看到眼镜掉在水里，杨说“眼镜没有了，快点捞起来，这是美国货，中国是买不到的！”，另有人反映杨永清用短波收音机收听等等之类情节。

而杨永清本人在全校大会所做的两次检验陈诉（1952年5月26日和6月11日）从小我私家念头、政治态度、办学目标、经费泉源、宗教信仰、亲美崇美等方面自我剖判，其行文还是相对平实，没有那种特别唾面自干的感受。尤其在后一次检验中，笔者所见的报纸上另有四处旁批，其中一处在谈到与司徒雷登关系上批注“已作旁证记载”、但杨永清的讲话被认为“内容空洞，基础没有接触思想，群众很为不满 ”。

而且在《思想批判快报》刊登相关教师对杨永清的评论，总体而言都是负面评价。如教师凌敬言在《对杨永清校长的意见》的讲话中认为杨永清的学习态度“一贯恶劣”，“一贯欺骗群众”，“想经心计，隐瞒事实，用修正字句填补毛病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而且不知是何人在“杨永清”三个字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宽大群众所以纷纷讲话说杨永清的检验不老实，避重就轻打太极放烟幕弹，其中原因之一是杨永清还没明确思想批判范式。

但若是抛开这些政治性话语看，杨永清另有其他一些面向，并非是群众眼中所塑造的样子。杨永清本人的人生历程，据“杨永清小传”等质料先容，杨永清1891年出生江苏无锡，先后获得东吴大学文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法学士，美国南方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做过中学教员，驻英公使随员秘书，北京外交部条约司佥事秘书等职，著有英文《中国宗教道传》一书。1927年任东吴大学校长，认可“在人生观方面以基督教为宗教信仰重敬天事”，“到东吴以后致力于团结师生造就品学兼优切实有用开国人才为目的惟学识肤浅能力单薄心长力绌深自内疚虽能不忘努力自好实事求是以求进步但于革命的奋斗精神自觉不足当加意培植对于新知学识尤当勤加学习”。

杨永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热心办教育，他曾在1931—1932学年的年度陈诉中说，“建设一支高质量、具有基督教特征的教师队伍一直是我努力的目的”。作为教会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恒久长校东吴大学的杨永清自1948年12月迭次提出告退，告退原因杨在给董事会诸位董事的信中谈到是“事繁任重”“身体多病”“力不胜任”“处兹新时代中非手轻脚健不足应付内外”。杨为何频频告退，除开他所说原因，是否另有其他因素也不得而知。实际而言，具有美国教育配景的杨永清对美国的情感很深，用他自己的话讲，“住在美国险些不以为在外国异邦，说英文不以为是讲外国话，甚至写英文可以比中文写得好”。

质料中能看到杨永清对新政权态度的文字并不多。在1950年11月7日致校董明思德的信中，杨永清应该是显着感受到新的大学治理模式的泛起，“第一个趋向是下令式的执行取代了集会谈论及委员会的治理，这乃一是民主式的控制，可是一种集中的民主方式。”杨永清原本认同的是教育与政治可以截然离开、教授治校的看法，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态度，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是一种集中的民主方式，若与他的检验文字对读可知他不认同不熟悉这样的民主方式，“解放前，我虽然在外交方面事情，然对海内政治、政党，始终站在超然的态度，在政治态度上赞成民主主义，然而，所说的民主主义是美国式的旧民主主义，也是受美帝文化侵略的固然效果，这种民主是假民主，是旧民主，为少数人谋利益，是资产阶级向导的，不是无产阶级向导的。”从文字层面感受，杨永清对新政权的态度并非完全消极。

他在1949年2月25日给在美国的张梦白信（张梦白是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1930年到校，1950年春为文史系教授兼校长室主任秘书）说，你回国后，要担负政治系的课程，“像政治思想生长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生长史，及哥伦比亚大学俄文学院所开设任何对此有关的特别兴趣的课程，你均应选读，因为这种课程学好后，回国后一定有极大的用处……”。私底下这些断片碎简以及杨的照片几多看出此人是一个温和儒雅的父老。可是思想革新的大风刮起来后，就管不了这许多。

主事者只会认定杨永清担任东吴校长多年，与美帝关系极为密切，必须深自剖解。最后根据东吴大学思想革新委员会的说法杨永清是“倒下了”，但在这个历程详细发生了什么，囿于质料限制，就不清楚了。

东吴大学的思想革新根据《学习生活》的形貌是“通过思想革新本校出现一片新气象”。可是这个历程是一场无硝烟的攻城战，它关乎的是血肉、人心和思想。

历程中的蛛丝马迹我们通过这些有限的史料得以窥见。1952年4月22日第2期的《学习生活》刊登思想革新学习委员会主任宫维桢在思想革新两周后所做的一个总结陈诉，谈到某些教师看待思改的不正确态度而且摘录了教师的部门言语，显得很详细：第一，拒绝和反抗的态度。

有人说，“思想革新是自觉的，我自觉不自觉是我自己的事，任何人不得以思想革新干预干与我的思想自由”“平日里我对你不错，你对我也好，我们这种关系要经得起磨练，你还要考试和结业呢！”；第二，消极逃避的态度。当别人向他提意见时，是“好好好！是是是！”或“确有难题，实难到场，请您原谅”之类应付的话；第三，自以为是的态度。有的教师说“已往那样的社会，谁还能没有毛病”，“当别人凭据他日常的体现提出意见时，不是再三解释，就是‘你们不相识我’，甚或面红耳赤说，‘你这不是有意为难！’”。

有的教师狂妄自大，目无组织，瞧不起群众，“臭架子和假面具还舍不得痛快的拿下来”。从抗拒革新到不得不革新，最后是俯身接受革新，教师心态也在不停发生变化。

若干年后转头再看思想革新，宣传口径中称之为这是一次庞大的胜利，但革新中详细人事所蕴含的毛细血管若不是有相关档案的披露，恐怕会随着其时人的离去永远淹没了。作为东吴大学思想革新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向上级向导机构汇报的书面质料。

笔者所见汇报质料为铅字打印竖排繁体共六页，抬头是“区党委并报华东局”，落款是“东吴工委 一九五二年七月廿日”。总体定调思想革新是“一次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的革命”。文件强调思想革新贯彻“思想批判从严，组织批判从宽”的原则。

详细而言是彻底批判了以杨永清为首的反动落伍小团体，肃清了美帝影响；批判了专门追求名利、绝不体贴人民的小我私家主义思想；批判了攻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宗派思想，不卖力任的雇佣看法，“生平无雄心，愿死在东吴”的守旧思想。这些详细的批判目的正好对应思想革新开局所定目的。但汇报质料最重要可能还不在于上述看法的撮述，而是这份文件背后多次手抄的起草修改稿，修改稿写在20×50的“粹华稿笺”竖写格子纸上。

笔者所见的三份起草稿，为行文利便，笔者称为第一草稿、第二草稿、第三草稿，其中第二第三草稿笔者判断是第一草稿的誊抄稿并仍有修改 ，但三份草稿都不太完整，显着的是第一草稿的修改痕迹最多也最有参考价值。大量麋集的修改印记、字斟句酌的抠字眼实在显出起草者或商议者的煞费苦心和审慎小心。譬如第一草稿中对东吴大学形貌是“思想与政治情况极为庞大”，正式文件“思想与”三字去掉了；为了便于革新，第一草稿“按上级指示原则对教授分为五类”，第三草稿称之为“思想排队”，还说把经济系教授张祖尧排为第五类，前训导长黄式金排为第四类，质料认为此二人“必须相互对换”，这样才气实事求是与不脱离群众，可是在正式打印稿上述教授分五类的语句用笔全部划掉；对东吴大学副校长潘慎明的称谓第一草稿的名字后面带有“先生”二字， 厥后去掉了；原来是批判亲美崇美思想，起草稿点名批判杜威的反动教育看法，到了正式文件则改为大而化之的“教育学中各派此外反动教育看法”，接着这一句的第一草稿和正式文件仍然点名生物学中麦尔根（按：即摩尔根）的反动遗传学说，这显着是有所考量和忌惮。文件起草者反思对这些学术批判不深刻在于“向导上文化水平低，缺少讨论研究”；对杨永清的评断，第一草稿原文是“以杨永清为首、坚持执行美帝指示的、不停散布亲美崇美思想影响、代表该校反动落伍的小团体、在此次运动中是受到了澈底的揭破和严重的攻击”正式文件改为“以校长杨永清为首，维持旧传统，不停散布亲美崇美影响，代表该校反动落伍的小团体，在此次运动中是受到澈底揭发和严重攻击”，改后的语气稍显轻微，似乎还是顾及了杨永清的影响。

第一草稿中批判“攻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还写无头黑信吓唬别人的宗派主义思想”正式文件改为“攻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宗派运动”，文字作了简化处置惩罚。第一草稿在谈到全校师生思想革新后的思想状态时，用“先生们是虚心一些了，同学们认识是提高了”的表达，修改成“先生们虚心了，同学们认识提高了”，正式文件又改成“先生们是虚心了，同学们认识是提高了”。表意和语气变得肯定多了。

这些不止一次的修改痕迹要么是改动字词，调整行文语气，从文章的层面让文字意思变得顺畅，要么是思量大的政治形势和东吴大学详细的思想批判情况而增减字数，让文字寄义更准确更具限制意味。总括而言，东吴大学的思想革新是教会大学革新的一个缩影，阅读档案质料剖解这样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实际想讲明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是无数细微的个体聚集而成，每一个详细的小单元都有其差别其他的特点。这些富有历史感的文件质料昭示着历史的富厚性。【此文刊2020年第1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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